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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帜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

2021-06-05 16:03

  究竟多大算青年呢?不同的国家、地区和社会组织对于青年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。其实,青年不是某个年龄段,而是一种状态。这种状态,是青春,是理想,是奋斗,是磨砺,更是成长。是不是青年,不能光看岁数,更要看走过的路,做过的事。

  今天《旗帜》主角的故事,要从他还不满16岁的时候讲起。按大多数人的理解,这只是一个孩子刚刚迈进青年门槛的年龄。本该在学校念书,他却从北京一股脑儿扎到了陕北的农村,一呆就是七年。几十年后,当年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,已经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。他,就是习近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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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68年底的一天,北京八一中学的一间办公室外人头攒动。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火如荼,在校的初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。向学校提交注销北京户口的申请,是办理下乡插队手续的第一步。习近平,也站在这个队伍里。

  办公室负责人齐荣先老师看到习近平主动报名,吃了一惊:因为他在校表现优秀,因为上学早,其实还不到插队的年龄,明年是有可能留北京工作的,这显然要比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北农村好的多。然而,无论怎么劝说,习近平却依然坚决地在申请表里填上了志愿地:陕西延川。要知道,那时他的父亲习仲勋可是一位“副国级”干部,但是因为遭受政治诬陷,仍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监管审查之中。因为受到牵连,习近平也被打上了“黑帮子弟”的标签。16岁的孩子,就这样背着一个行李箱和姐姐给带的一袋子水果,离开了对他而言看似繁华却动荡不安的北京,踏上了通往未知世界的火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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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69年1月13日,八一中学20多个同学踏上知青专列,辗转3天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。公社举行了简短的招待会。各村来接知青的村民,都蹲在墙根院角远远地看着这些从北京来的“高干子弟”吃饭。后来知青们才知道,那天招待他们的白馍和猪肉炖菜,是当时公社能拿出的过年才舍得吃的好饭菜。饭后,习近平等15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梁家河大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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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民以食为天。吃惯了精米细面,遇到了陕北的粗粮,知青们的喉咙都“燥得冒烟”。他们甚至连做饭烧的柴火也不会砍,经常是搂了一堆干草烧不熟一锅饭。吃饭问题只是知青们遇到的第一关。后来,习近平在一篇文章《我是黄土地的儿子》里回忆到,除了“饮食关”,还有跳蚤关、劳动关、思想关。跳蚤咬得大家身上都是奇痒无比的大红包,一抓破就会流血。劳动关就更考验人,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,而知青们一开始一天只能拿五六分,用陕北话说,“连一个婆姨(女子)也不如”。

  饮食关、跳蚤关、劳动关,其实都还是皮肉上的困难。对于知青来说,“思想关”才是最难过的一关。很多知青来之前,对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怀揣着一种未知的崇敬。可一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黄土地,有些知青甚至怀疑是走错了路。最初的几个月,由于没有长期的观念,干活也很随意,老百姓对习近平等知青的印象并不是太好。不到两年,周围家庭成分好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、参军的途径走了一大半。相比之下,像习近平这样的所谓“黑帮子弟”,走出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真的十分渺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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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,苦闷孤独的习近平按捺不住,跑回了北京,又被送到父辈曾经参加革命的太行山根据地。姨和姨夫给习近平讲当年如何做根据地的群众工作,说: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,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?听了长辈的话,习近平回到梁家河。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,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,帮他渡过难关。渐渐地,村里人发现,近平开始变得踏实,劳动上也更加积极主动。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,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可以挣满十工分,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“自家人”,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各项工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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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不习惯、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,除了家人的鼓励支持,陕北百姓的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。同在延川县的知青黑荫贵回忆,知青吃的粮食要从大队社员分配的粮食里拿出来,村民却从来不抱怨知青抢了自己的口粮,反而是觉得城里的娃娃来这里受罪吃苦,应该帮他们一把。不仅如此,老乡们还手把手教知青劳动,家中有了一点肉、操办喜事的时候都要邀请知青们来家里做客。老乡们对知青生活上照顾有加,思想上也从来不“看碟下菜”,疏远所谓成分不好的知青。在淳朴的陕北百姓眼里,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,虽然可能是大字不识一个,但是却十分尊重有知识、有文化的“好后生”。在那样的年代下,这样宝贵的品质,就像坚实的臂膀,为知青们撑起了一片晴天,一方厚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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